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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生产漫谈

学术期刊网 学术资讯 2021-06-03

南宋史研究丛书

“唐宋变革论”与宋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宋史学界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有一个很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由杭州社科院的南宋史研究中心以十五年之力,组织出版了一批南宋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书籍。到2020年,这批书的数量居然已达一百种之多。这样集中的南宋史研究著作的出版,是非常罕见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宋史研究来说,这批书无疑值得重点关注。相信这样一批著作,将会厘清很多南宋史研究论题,对于我们真切了解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之边界,以及所谓“近世”中国究竟为何,会有很大的帮助。

断代史研究中的宋史研究,尤其是南宋史研究,有着极其特殊之处。在“唐宋变革论”的视野中,宋代和此前的隋唐五代迥然不同,而下与元、明、清相接。但实际上中国史学界对由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一直有较多的反思,很多人认为其所描述的隋唐五代,并非真实存在于中国历史的隋唐五代(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考杨际平《走出“唐宋变革论”的误区》,《文史哲》2019年第4期)。从“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与质疑之际遇,也可看出宋史研究的一些状况与特点。

内藤湖南以及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重心实际上是隋唐,乃至上溯至六朝。他们对汉魏六朝的特殊政治文化尤为重视,以其为中国之“中古”,而与欧洲历史的中世纪相比较研究。非常突出的是中西方的中古,都有皇权不振、“贵族”政治发达的特点。权力特色在历史研究中显然是难以抗拒的重点,六朝极具特色的贵族政治,也作为中国之中古的特色,学者多试图以此“管窥”更长时段的中国历史。日本学者提出贵族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分野,以此作为给中国历史分期的主要视角,其下延结论就是“唐宋变革论”,唐及唐以前为贵族政治,宋及宋以后为皇权政治。这种研究路径及体系,重心始终在汉与唐之间,或曰魏晋南北朝隋唐。日本学界对这一阶段的研究最为精深,成果也最多。这一研究路径影响中国学人至深,而尤其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无论是陈寅恪、唐长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受到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的影响。但若说到此研究路径的下延学说——唐宋变革论,则明显有其问题。虽然内藤等人因其卓绝的历史敏锐性,意识到唐宋之间的巨大变迁,但既然是重心在前面,则后面难免“失重”。学界现在较多的批判都集中在前面,即注重于“贵族”与“士族”是否为一,或虽然贵族政治存在,皇权政治从未缺席,或贵族政治为皇权政治的“变态”等等。但此变革论的最大问题显然是对宋的注重不足。

针对这种不足,刘子健先生提出过质疑:“宋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中古,因为它已超过了欧洲中古的发展。那末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近代的社会呢?……我觉得这说法这一类分期法,还是不太清楚。这是机械的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的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的,直接了当的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包弼德(Peter K. Bol)则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他说:“在社会史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唐宋的社会转型定义为士或士大夫(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之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渐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以此来取代以往把这一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包弼德的论述非常耐人寻味,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或“士大夫”,在唐代是“世家大族”,到北宋就是“文官家族”,而到南宋则可称为“地方精英”。在社会的变迁中,知识在逐渐下行、内化。

类似南宋史中心的一百种书,或许能够很好地描述南宋的整体面向,从而确定“唐宋变革论”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其变革的主要内容。而这样的学术愿景,又将激发历史前段的深入研究,也即隋唐五代乃至汉魏六朝的政治、文化、社会变迁的众多层面的研究。

十五年·百册书

陈寅恪先生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北宋和南宋,虽然没有西汉、东汉那样区别巨大,但也差异不小。如张邦炜先生说:“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南宋的各项成就巨大,是真正的“造极”。对南宋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是学界的需求。相比较汉魏六朝来说,南宋的相关史料丰富,全方位研究也是可以做到的。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以一机构之力,广邀名家,多年积累之下,已获丰硕成果,差可谓为南宋史全方位研究了。

“南宋史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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