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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36年的刑法学术生涯,我有三点感慨

学术期刊网 学术资讯 2021-07-12

《刑事法判解》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陈兴良教授任主编,车浩教授任执行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刊物关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务问题,诚邀学界和实务界同仁赐稿。回顾36年的刑法学术生涯,我有三点感慨

by 陈兴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日前,陈兴良教授在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召开了他的新书《刑法研究》(十三卷)发布会,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后,召开了《刑法研究》文集的“周泰·书声”品读会活动,陈兴良教授与诸位学者一起探讨了新书内容。本文整理自《刑法研究》(十三卷)品读会上半场陈兴良教授的发言内容,供各位读者参考。

各位现场的嘉宾,各位网上的朋友,今天很高兴我的新书《刑法研究》十三卷文集正式出版。《刑法研究》文集勾画了我36年的学术生涯,在编辑《刑法研究》的过程中,回顾36年的刑法学术生涯,我颇有感慨。下面我谈三点感想,供大家参考。

第一,罪刑法定的价值坚守

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性的法律部门,其特殊性就在于刑法是采用刑罚的方法调整社会关系,刑罚具有国家暴力的性质。在刑法研究的过程中,我坚持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也就是说,刑法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罪刑法定主义为依归,尤其是刑法解释不能超越罪刑法定的限制。

在我刚开始刑法研究的时候,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可以说我的刑法研究始于类推的法律语境。高铭暄教授主编的统编教材《刑法学》,仍然把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认为类推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或例外。从逻辑上来说,类推和罪刑法定之间是互相对立的。在刑法明确规定类推的情况下,1979年刑法就不可能是一部罪刑法定的刑法。因此,刑法学统编教材将罪刑法定确立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并不是对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实然描述,而是对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应然期待。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我国刑法才正式废除类推制度,在刑法第三条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从1979年刑法的类推到1997年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的价值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这一转变的亲历者,我深受影响。因此,尽管在我刚开始研究刑法的时候,面对的是一部类推的刑法,然而我却从进入刑法学领域的第一天开始就牢固地树立了罪刑法定的价值理念,并且贯穿我整个刑法研究的生涯。

在我发表的所有论文中,刊载在《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收入《刑法研究》第3卷)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论文。该篇论文发表的时候,我国正在修订刑法,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类推和罪刑法定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保留类推,第二种观点主张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这两种观点背后实际上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我的这篇论文从立法机理和司法运作等多个面向,对罪刑法定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最后得出了以下结论:我们坚信存活了数千年的刑事类推制度,在中国行将寿终正寝,我们将迎来一部明文规定罪刑法定主义的新刑法典,从而使我国刑法理论进入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时代。

1997年刑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只是我国进入罪刑法定时代的一种标志或者象征,而罪刑法定主义的真正实现还有待于在立法与司法当中进一步落实罪刑法定原则。而在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和司法化这两个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有待继续推进。例如我国刑法对具体犯罪的规定中,大量使用兜底条款和空白规定,导致出现某些口袋罪,由此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效果。同时,在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尤其是对于某些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司法解释往往先行入罪,此后才有立法的跟进,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司法解释是正确的,那就没有必要此后的立法。反之,此后的立法恰好说明此前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罪刑法定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还需要不断提升刑法立法的法定化和刑法司法的法定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罪刑法定主义本身就是刑法的一种批判的武器,在我的论文中秉持罪刑法定的价值理念,对刑法中的口袋罪,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和寻衅滋事罪等都进行了重点研究。罪刑法定不仅可以成为在我国现阶段衡量刑法立法与司法的法治化水平的尺度,而且它同时也是刑法研究的一种价值追求,并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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