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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观察】学术创新贵在实事求是

学术期刊网 学术资讯 2021-07-30

  近来学界流行两个新词:“周边学”、“丝路学”。笔者立刻想到两个问题:“周边学”“丝路学”与“周边研究”和“丝路研究”有何不同之处?如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如何将“周边学”和“丝路学”译为外语?

  有人认为,“周边学”的诞生顺应了中国和平崛起之进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意义重大。“周边学”的建构应具有自洽的逻辑体系和扎实的学理基础,而在其理论体系的自我建构过程中,“中国学”应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和依托,位居其理论的内核。还有人认为,中国“周边学”要成其为“学”,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经验层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描述和回应,而应在概念化和理论化上作出实质性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理论体系。

  中国外交的基本定位被概括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由此可见,周边国家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不能因为周边国家是重要的,我们就应该创造“周边学”这一新名词。

  其实,“周边学”就是周边国家研究,即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周边国家研究。试问,大国研究和发展中国家研究同样需要“自洽的逻辑体系”和“扎实的学理基础”,同样需要一定的理论体系。难道我们也要创建“大国学”和“发展中国家学”?

  有人认为,“丝路学”是关于丝路沿线国别区域问题研究的一门跨学科的百年显学。“丝路学”具有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一门学科。

  “丝路学”的这一定义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具有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但我们不能把所有学术研究都称之为“学”。其次,为了使“一带一路”研究更上一层楼,我们在研究沿线国家时当然要重视其现实和历史。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丝路学”与“丝路研究”的不同之处何在?

  当前,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们不能创造出悦耳动听的新名词后敝帚自珍、孤芳自赏,而应认真地思考如何将“周边学”和“丝路学”译为外语这一现实问题。在一个关于“丝路学”的国际会议上,“丝路学”被译为Silk-Road Studies。如将Silk-Road Studies译为汉语,不就是“丝路研究”吗?虽然中国学者提出了“周边学”,但未能为其确定一个英语的译法。国外有一个研究领域叫border studies,可译为“边境地区研究”。国外互联网上有一篇介绍border studies(“边境地区研究”)的文章: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系不断加深的世界上,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对边境地区研究的兴趣不断上升。该文章认为,边境地区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因此,这个研究领域的属性超出了某一单个学科(a single discipline)。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汉语中,“研究”与“学”是大不相同的。“学”应该是一门学科,译为英语就是discipline,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等等;“研究”是学术探索,译为英语应该是study。毋庸赘述,Discipline与Study显然是大不一样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周边学”还是“丝路学”,实际上就是“周边研究”“丝路研究”。或许是为了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所以要把“周边研究”和“丝路研究”改为“周边学”和“丝路学”。这与把“研究所”改为“研究院”、把“系”改为“学院”、把“学院”改为“大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周边学”和“丝路学”以外,还有人说,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学”“日本学”“欧洲学”“亚洲学”“非洲学”和“拉美学”等等。这些“学”,与其说是学科(discipline),还不如说是研究(study)。换言之,“美国学”“日本学”“欧洲学”“亚洲学”“非洲学”和“拉美学”,与“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欧洲研究”“亚洲研究”“非洲研究”和“拉美研究”相比,又有什么差别?

  如果“美国学”是成立的,那么我们能否构建“巴西学”“海地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学”“肯尼亚学”“埃塞俄比亚学”“老挝学”或“阿富汗学”?什么国家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个学科?

  学术创新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学术研究贵在认真和实事求是,不能用噱头或花里胡哨的新名词来推动学术创新,更不能认为提出一个缺乏科学性的新名词就能提升自己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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