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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学术 垂范千秋

学术期刊网 学术资讯 2021-08-18

  【学人追忆】

  蔡美彪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天津。1946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师从邵循正先生。1950年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担任助教。1952年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先生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是蒙元史的领军人物。在蒙元史领域取得斐然成绩的同时,他也为《中国通史》的编写殚精竭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与罗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独著《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成吉思汗小传》《辽金元史十五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学林杂记》《中华史纲》等,主编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简本》《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范文澜全集》等。在范老去世之后,他主持续写了《中国通史》第五至十二卷,这是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2021年1月14日,先生溘然仙逝。作为受业门生,追忆往昔问学的点点滴滴,他的音容笑貌和寒灯伴影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

  注重通专结合的典范

  1993年9月,笔者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先生攻读元明清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不久,我与先生商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认为晚明的历史值得研究,建议可以作为选题的方向。在其启发下,我打算就张居正与万历政治进行专门研究。因为自己对明代内阁和张居正已经有一些前期的研究成果,比较熟悉和了解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以及学术研究中的不足,且对此有强烈的兴趣。先生认为此题可做,但强调要真正研究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认真研究嘉靖朝的历史。乍闻此言,笔者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当时主流的观点将嘉靖政治与万历政治截然分开,且予以全盘否定,将其描绘成君昏臣庸、政治黑暗、党争激烈、经济崩溃的时代。深受此风的影响,笔者对嘉靖政治没有一点好感,所以不可能将其与张居正改革的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认知。即使联系起来,也是以否定为前提,以便突出张居正的“改革”亮点。

  而蔡先生提出要把嘉靖朝历史与万历政治联系起来考察,是与他主持编写《中国通史》所形成的宏观认识密不可分的。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八册中,他完全改变了对嘉靖朝历史的传统书写模式,对“大礼议”中崛起的张璁首次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明代先后两张文忠,均以兴革为己任”,将张璁与张居正相提并论,突出了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首次对嘉靖时代及其与万历政治的关系予以全新表述,但此论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也没有认真理解此言的学术意义。在专心研究嘉靖朝历史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该说深刻的学术价值。

  要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大礼议”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认识嘉靖朝历史的钥匙。如何理解这一事件,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嘉靖朝及其后明代历史的认知程度和走向定位。而要重新认识嘉靖朝的历史尤其是明代革新的历史,首先必须要重新认识“大礼议”,否则,只能责备世宗没有按照杨廷和等旧臣的主张改换父母,并将张璁等人视为“小人”,忽视嘉靖前期的革新活动,无视张璁等“大礼新贵”的崛起和对嘉靖朝历史的重要影响,将长达45年的嘉靖历史简单地描绘成漆黑一团,混乱不已,腐败不堪。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先生治史通专结合的特点。

  蔡先生在强调关注新材料的同时,反复强调研读基本史料的重要性,主张要用常见史料来解决历史问题,结论要从史实中得出,不能“以论代史”。同时,他要求尽可能地全面掌握学术研究的成果,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要了解和尊重,要认识其错误的原由,避免走弯路。他提及一位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藏传佛教时,得知《青海日报》上有一篇短文,但在美国找不到原文,便专程来到中国查找此文。因为看不到该文,就不了解作者的观点,故不能下笔。假如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那就没有必要再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了。故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研究并不是自言自语,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因为学术研究本来就是讨论问题的,而不是目中无人,天马行空,自说自话。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尽可能全面掌握前人研究成果就成为治学的必然要求,蔡先生在教学中一直非常重视这一点。

  践行“二冷”精神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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